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
——艾青：《我爱这土地》
1、昭陵春晓
最初知道昭阳侯城这个地方，是在二十多年前了。
那时候刚从学校毕业，在县文化馆做文艺辅导工作，和一帮文学青年整天弄一堆自己也不懂的朦胧诗、意识流什么的。记得有一个姓赵的残疾青年，很是勤奋，想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他的家就在黄陂桥乡的同意村。聊天时，就说起村里有个地方是古代的王城，我想象，既是王城，应是舞榭歌台、秦砖汉瓦，何等恢宏吧!后来读县志府志，知道在2000多年前，长沙王刘建德的儿子刘赏就封侯在这里，名曰昭阳侯国。据说侯城的格局是仿京城长安而建的，那个金戈铁马，风卷旗杨，黄尘漫日的大汉王朝，是何等的气吞山河，这个昭阳侯城一定也是雕栏画栋，金碧辉煌吧!虽然我不知道泱泱大汉王朝，封了多少侯，但这些王室宗胄，从千里迢迢的长安，来到当时还算未开化的昭陵，一定不会亏待自己，建几间草堂栖身吧，虽然那时没有“汤臣一品”，但京城长安的繁华，应该给这个公子哥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也许是在汉代的某一个春天，王室公子刘赏在兵丁和丫环的簇拥下，一路游玩，从长沙来到陌生的昭陵，这是一次完全陌生的旅行，对于他来说，也是需要勇气。
我真正认识昭阳陵侯城，却是在去年的初春，曾经的多少繁华，如今只剩下一段段残缺的土墙和荒凉的梨园，在我眼前的废墟，仿佛还可以看到那些留在废墟深处的舞榭歌台和轻歌曼舞。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，如今只有断垣残壁和含苞待放的梨树。一种历史的悲凉和沧桑涌上心头。那个时候，从初春到暮春，我几乎每天下午都来这个地方，不知道是凭吊还是赏春。我完整地见证了一朵梨花短暂的生命过程，从枝间的一点新绿到羞涩的花蕾，从含苞待放到灿烂开放，从雨打残花到香消玉陨，碾落成泥，其实，人生的过程何尝又不是这样。想必当年的昭阳侯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也是弱冠之年吧，青春年少，白衣飘飘，带着那个时候的理想，在这片土地上生息，然后衰老死亡，最后融入这片土地。他沉吟过什么，他思索过什么，他有什么爱恨情仇，如今都无法知晓了，都湮没在这块土地的深处了，融入了这块土地，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但肯定青春过、灿烂过。他的青春就象这朵梨花一样灿烂，他也许就是我们某个人的祖先，经过无数次传承的血液，仍然在我们的血管中流淌。
暮春的一个下午，我又一次来到了昭阳侯城遗址，昨夜一夜风雨，满园梨花，落英缤纷，“欲黄昏、雨打梨花深闭门”，当我还为暮春的情景伤感时，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吸引了我的眼光，女孩红衣白裤，像翩翩飞于花丛中的蝴蝶，一园梨花顿时生动起来，女孩像个训练有素的模特，不断摆动各种POSS，要其母亲拍照。女孩的笑容是那样的自然和天真。我因春天逝去而略带伤感的心情，也随之释然开来。在这个有着沉重历史积淀的侯城遗址。时间是没缝隙的，从大汉王朝走来的秦关汉月，已沐浴在21世纪和煦的春风里。远处县城的高楼，已是华灯初上，流光溢彩。不远处传来的推土机的轰鸣，那是那条叫昭阳的大道正在施工。不久的将来，在古昭阳侯城的旁边，将会崛起一座叫生态产业园的新城。当历史与现代，遗址与新城在这里交汇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真正感到什么叫做沧海桑田，生活从来就是更迭，昭阳侯城，将会以一种平民化的方式，迎来它的新生。
2、洪桥寻根
洪桥是一座桥。
网友沈约是这样描述留在儿时中记忆的：
小小的桥，石板桥，盖着木结构的长廊，无论归来还是远去都要行过这里。桥头是深深的巷子，巷子两边是古朴的木结构瓦房，巷子是石板路，幽青的石板路……
这里说的洪桥，就是邵东范家山镇的洪桥铺，背依百里巍巍龙山，头枕沃野千顷的西洋江田陇，古时的洪桥铺是宝庆(邵阳)通往潭州(长沙)“大东路”的重要节点，当时的民谣道：鸡叫三遍呷早饭，走出东门冒天光，青龙桥上打一转，石井栏杆到雀塘，洪桥铺上打中餐，行到黑田夜晚香。洪桥铺扼守宝庆古城东大门，因桥成市，是明清时期名震湘西南的工商重镇。
深秋时节，我站在洪桥桥头，抚摸这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的青石桥沿石，看着青石板铺就的古驿道蜿蜒伸向远方，桥下的西洋江，没有了春日里咨意泛滥的模样，像一个温顺的少女，细细地流过，眼前的古驿道上，残存留深深的车辙，让人感觉到它曾经的繁华，仿佛看到烟帮、马帮、盐帮、官员、挑夫、妓者，如过江之鲫，从桥上涌过，巷子里德新和，洪福栈，义光染坊等生意红火，人来人往……
明清时期，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这块土地上萌芽，那时候，廉桥的药材、范家山的笔墨、佘田桥的土纸、仙槎桥的刀剪、火厂坪的铁钉已小有名气，也源源不断通过洪桥运往湘西云贵四川等地，虽然历代王朝推行“崇农抑商”政策，但邵东人善于经商的禀赋，像春天里拱出大地的一抹新绿，星星点点，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展示其顽强的生命力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洪桥，就是邵东商人，邵东商道最初的精神家园。
邵东商业文化的传统，通过洪桥这一斑而窥见其全部，从明清时期的手工制造，到民国初年的挑着铁货，食盐上广西、四川、即使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年代，邵东商人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坚守着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更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，从东风路的摆地摊，到火厂光球场集市的兴旺，再到工业品市场的兴起，彰显着一条曲折但更是顽强的轨迹，当然也不乏邵东商人的精明和狡诈。友人讲过一个邵东商人无本起家的经典故事，说是改革开放之初，一邵东人因无本钱经商，便与老婆商量，以每担谷12元的价格，卖掉家中的十担谷给邻县人，凑了200多元到县城买货上贵州，一个冬春下来竞赚得了3000多元。到了四五月青黄不接时节，又以每担20元的价格花200元买回了卖出的十担谷。邻县人道曰，邵东人真蠢，平白无故地让我赚80元。邵东人说，邻县人真蠢，给我保管了一个冬春，只出80元的保管费。我也弄不清到底是谁聪明谁蠢，只知道后来的结果，几年下来，这个邵东人成了富甲一方的商人，而邻县人还在守着几亩薄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。
以前在一个单位提笔杆子爬格子的时候，有领导总结出邵东商人是逼出来的，带出来的，传出来的，总觉得形象是形象，但还不够深刻，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这一问题。后来，读了马克斯·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一书，仿佛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。这个和革命导师同姓、同种、同文、同籍的外国人和革命导师一样，揭示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在欧洲，而不是在亚洲最先产生，革命导师解剖了资本的残酷性，使我们看见了每一个英磅，美元和卢布上的血迹，而马克斯·韦伯则向世界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领域和文化家园。
在洪桥这个地方，透过青石板路，依稀可见的老宗号商铺，我们寻到了一条邵商源远流长的轨迹和精神家园。
现在的邵东商人已遍布全国各地和东南亚，“哪里有市场，哪里有邵东人”是其生动形象的写照，有富甲三湘的曾氏家族，有开疆辟土的刘国忠，也有在本土叱咤风云的邓国强、刘祖社。一个冬日的夜晚，我路过红岭路一个背街的小巷，四周的门面早已关门，但仍有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食品店亮着灯，一个年方20的小伙子还忙着招呼客人，看着他冻红的手，口里冒出的热气在灯下袅袅升腾，谁又敢否定，十年后，二十年后，这个小伙子说不定也会成为又一个王永庆，李嘉诚?
邵东商人的精神是什么，或者说邵东商道是什么，是对市场有着猎豹般的敏感，抑或是象耕牛一样，默默地吃苦耐劳，还是狐狸般的聪明狡猾，也许都是，也许不全是，从洪桥铺，我们寻觅到了这种历史的传承。它象空气象水，弥漫于我们的生活空间，象细胞象血液，在邵东人的体内，繁衍奔流。不久前，在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、修正药业总裁曹荣华先生回乡，这位吃洋面包长大的博士，在未曾谋面过的父辈的故乡，竟也迅速地找到了认同感，因为同样他骨子里流淌着邵东人的血。
因此，洪桥不仅仅是一座桥，它承载太多邵东商人过去和荣耀、光荣和梦想，说它是邵东商人的圣地，是邵东商人的麦加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3、九龙之魂
九龙岭是邵东西南方的一座山，海拔不高600多米，在一片低矮的丘陵中，突出一座山峰来，也可见其雄伟。写过《爱莲说》的周敦颐在此读过书，留下了洗墨池的遗迹，据说早年间林木茂盛，到后来大跃进，山上树木破坏殆尽，仅存的三棵大杉树，一直铁骨钢筋，昂首向天，其中一棵，遭雷击而死，仍三十年不倒，倒而三十年不朽，颇像沙漠的胡杨。
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。九龙岭上最耀眼的不是风景，而是这片山水养育的人，说到九龙岭，不能不说九龙岭下的人，有三个人不得不说，这便是贺金声、贺绿汀、严怪愚。
贺金声的家，在九龙岭下二十余里的峦山岭，27岁中秀才，后屡试不中。在乡间做乡绅，由于豪侠仗义，又知书明理，很自然成为当地的民间领袖。1897年，湘中大旱。饿殍遍野，秀才出身的贺金声率饥民揭竿而起。民国政府的外交部长蒋延黻在自传里描述过，贺金声兵败被杀后，首级运回家乡，蒋延黻和父亲一起看贺金声的首级，当时，大家都把贺金声看成是大英雄。据说，贺金声被押解在双峰青树坪时，湖南巡抚俞廉三亲以利诱之，贺金声视死如归，并自撰挽联：视死早如归，说甚么力锯鼎烹，使人胆寒；一身安足惜，只天下颠连困苦，令我伤心。
在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被外国经济和文化势力冲得七零八乱的20世纪初期，象贺金声这样胸怀大志、不甘平庸，却又生不逢时的农村青年，人生的道路注定会越走越窄。象这样的人，不为朝庭重用，就必然是民间领袖。贺金声是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乡土英雄，他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，但他的铮铮铁骨，他的英雄气概，是我们不能忘怀的。乡民纪念英雄的方式便是修庙，贺金声祠已成为邵东名胜之一，而“贺大人”则成为了有求必应的神。
九龙岭下第二个不得不谈的人是贺绿汀，出生在九龙岭脚下的贺绿汀，不仅是蜚声中外的大音乐家，更是被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称之为“硬骨头音乐家”，著名学者王元化称贺绿汀是“铁骨铮铮抒天地正气”。面对大跃进中的拆门拆窗、大炼钢铁的疯狂闹剧，他凭着做人的良心，上书中央，批评“大办食堂”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。即便是到了“史无前例”的文化大革命，他作为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”揪斗，身陷囹圄，仍然刚正不阿，一身正气，灭门九族也不屈服。1968年4月25日，上海召开批斗贺绿汀的电视直播大会，造反派教训他，“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”，贺绿汀在会上则针锋相对回击，这使张春桥不得不中途叫停电视直播，贺绿汀20多岁的女儿贺晓秋，选择以煤气自杀的方式来反抗“四人帮”的暴行，一个有着邵东人血统的青春女子，以这种刚烈的方式完成她对邵东人的诠释。贺绿汀的硬，不畏强暴，与贺金声的视死如归，是一脉相承。
第三个要说的人是严怪愚，严怪愚的家与贺绿汀的家，相距不足十余里，贺绿汀是严的启蒙老师。严怪愚做的惊天动地的一件事就是揭露汪精卫投乱叛国，1939年12月，汪精卫投靠日本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“艳电”，但国民党政府封锁消息，重庆各报慑于淫威，不敢见报，严怪愚知之后，大呼“可耻!可耻!真是民族败类”，在《力报》首发《汪精卫叛国投乱前后》一稿。严怪愚因其果敢壮举，赢得了“新闻勇士”的美誉。严怪愚的儿子严农，是大学教授，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，但正是这个读书人，数十年呼吁修建怀(化)邵(阳)衡(阳)铁路，上书朱镕基总理，如今，怀邵衡美梦成真，也是可告慰这位刚直的老人。
说到九龙岭下的人硬，其实不光是这些名人有铮铮铁骨，普通老百姓也是宁折不弯。我一同事，祖籍九龙岭脚下。朋友间打牌赌点小钱，邵东的规矩是最后一盘可以不结，但这位仁兄却不这样，每次最后一盘，只要输了，就一五一十，全数付清，别人笑他蠢，他眼睛一瞪，做人何能贪此小利。上世纪90年代，邻村有人在贵州某县搞建筑，承包工程自然会有些三六九的招数，结果检察院把他找去“喝茶”了，七天八夜，灯光照也好，不睡觉也罢，十八般武艺用完，只差没“法西斯”了，这位仁兄硬是没说一个字，立马名声传遍整个小城，好些人还主动找上门来。他几乎垄断了小城的建筑市场，后来更是名震了黔东南，成了贵州的“建筑王”。
与友人聊天，说到邵东人的性格，友人说地域不同，使邵东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别，九龙岭的人硬，即便做生意，也是卖铁货，硬梆梆；杉树坪的人智，东瓜桥上卖大粪，手抓大粪口里呷，敢当面糊弄城里人；楮塘铺的人狡，一场“非典”，别人得病，却让廉桥市场的假药、脚货卖光，发非典财；水井头的人勇，邵东城里的黑帮，大多有其背景；五里牌人勤，作的豆腐慈菇名扬天下；灵官殿人实，红白喜事办酒席，全部拿回去一点不浪费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也许，正是这种性格的集合，才是一个完整的邵东人，聪慧和愚钝，变革和守旧，理性和激情，开放与排外，崇文和尚武，愚昧和文明，才构成一个完整的邵东。
明天，我想邀三五个好友，再上九龙岭，看看那被雷击而死的杉树是否长出新苗，如涅槃的凤凰一样浴火重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