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老家一趟，看到村里的“主干道”公路正在加宽，混凝土路面由三米再加一米五宽，心中还是有些感慨：农民的日子确实好过了些。

　　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进大队的公路开始修建。最初修建的是一条断头路，进入我大队大概就是三、四百米的距离，也就是说，这条公路仅仅进入我们大队就戛然而止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得了些许好处。那时，我村有一个小煤窑，煤炭由老百姓肩挑手提，挖多少卖多少，不存在拉出去外卖，但积存得久了，就留下了许多硫磺矿石。有一年，外面有车来拉硫磺矿石，我们就成了挑夫。我也许就是十岁左右吧，挑一担所走过的路是2公里左右，工钱大约是五六分钱。现在的腰椎间盘突出，我不知道跟那时狠命的挑担是否有关系。当然我那时还给学校挑过煤，学校离断头公路更远些，个别小女生的挑煤任务则是由母亲来代替(母亲要出工，很忙，只得抽空)。

　　后来的记忆则是断头公路不再断头，它通向了遥远的地方——对我大队来说，它却总居边沿——虽说“遥远”，其实是再向前前行不到10公里，止于另一个公社的一所小学前面。本来我对这条公路也很陌生，虽然它离我家的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，但那时我们是没有闲时参观公路的，加上我们生产队的土地不在那个方向，所以要上公路还是很难。我之所以也知道它还是一条断头路，是因为每年正月我要穿过一个公社到达另一个公社的亲戚家拜年(我们大队位于公社的最南端)，其中要走一程公路，而分岔口其实离“断头”不远了，因为多次听说，况且小学校就在前面不远处，我们还看得见，但终究没亲见“断头”。

　　那时我偶到公路边没有碰到过车子，因为它委实来得太少了，但我远远的看到过。各种记忆加起来，我那时看到的车子也就是三种：东风大卡车、大型拖拉机、手扶拖拉机。后来村里有了一台手扶拖拉机，车手就在我生产队。自从他当了车手，我就很少看到他，心里就莫名其妙的羡慕他。

　　再后来，这条公路出现了支叉，它由主干道下行五六百米，通到了我村的“大队部”，这应该是八十年代初了。当时我们的大队部修得很“洋气”，雕梁画栋，好象画上还题有诗：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?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我不知是大队干部昏庸还是画师胡诌，题此诗于此，似乎并不恰当。当时的大队部上层是影院，后来既放过卖票电影，又唱过卖票戏。

　　大约是九十年代初，公路又往前延伸了，又延伸了近两公里，通到了我村的老学校。老学校在旺盛的时期是九年一贯制，大约有千把名学生，但其时学校已搬迁，校舍变得七零八落了。我想，学校之所以搬迁至蛮荒的半山腰上，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离公路近。——此时公路横贯了村东西，但缺少“南北”。

　　后来岔口越来越多，慢慢的通向了每个组，甚至与大部分的住户家相联。

　　公元二00五年，这是值得记忆的一年，这一年，我村将进村主干乡道(连接3公里外的县道)打上了4.5米宽、村内主干道打上了3米宽的混凝土。在当时，我村里的干部群众洋气了一回，因为与村道相连的县道及临近三四个村都未能实现如此“宏愿”。接下来两三年水泥公路贯通了我老家的房前屋后，县道也硬化了，从县城到家，我们终于实现了“干湿通”。

　　今年某次回家，听说了3米宽的混凝土路面要加宽至4.5米，我很欣喜。对这件事我不怀疑，因为我相信有“权”与“钱”的努力，这不是虚话，更何况那时挖机已在抽坑，加宽路基成为既定的事实。如今回家，看到所有的石矿已经修好，只等着来年春天，夏天或者秋天，事情就能随人所愿了。想一想，回家会车不需要再来来回回的倒车，也真是畅快的事。

　　再想一想，如果不是有子女在大、中城市里买房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农民们的生活还真是会过得很惬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