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学费

　　又是一年九月一，女儿要上五年级了。教室里，众多家长和学生围着班主任。部分家长颇有微词：“什么义务教育，哪有这么高的学费?”“我们那时没说是义务教育，学费才几块十几块。”看着手中白花花的银子飞到老师手中，我也免不了有点心痛，但随即又释然：这点学费我还是交得起的。

　　不是我比其他家长有钱，我不过是一介贫穷书生，充其量也不过是卑微的刀笔小吏，可怜的一点收入是无法和那些老板家长们比的。我感到高兴的是，我比我的老父亲要略微强些：我能及时给儿女交学费了。

　　二十九年前的今天，正是我启蒙上学的第一天，二姐拉着我的小手，同时走进了教室(她和我同班)。我还清晰地记得，那一期的学费是每人四块。但父亲并未及时给我们交学费，全班三十几人中大约有十八九人也同样如此，山村的贫穷造就了大批的“穷二代”。以后，老师隔三差五就在班上点名催缴学费，第一期如此，以后的九期也从不例外。无可奈何时，老师也免不了要讲一些难听的话。起初我们这些欠学费的学生听后有些脸红，回家后赶忙向父亲大人报告，但父亲冷严的眼神总是让我胆战心惊。后来，我与二姐再不吱声了，谁叫老师是我们的堂伯父，学费的事，你们老哥俩去商量吧。

　　但进入初中后，就不再是这么一回事了，老师不再是我们家的亲戚了。父亲手头紧时，便说先给我交学费，二姐的学费暂欠着，这是明显的重男轻女，我坚决反对。那时，每逢开学，我发现父亲的脸总是黑青的，吓得我们在家大气都不敢出。但正是这种苦难，激发了我的斗志，我暗暗发誓，不能再让我的儿女受这窝囊气了。

　　但为小妹交学费的事，却成了我心头永恒的伤痛。那年，我大二，小妹高二。贫穷的父亲不容商量宣布小妹弃学。我与父亲大吵了一场，但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。于是我再次拿出借来的五百元交给小妹，劝她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梦想。但从小听话的小妹这次却一反常态，任我磨破嘴皮也不愿上学了。气急之下，我狠狠地给了她一耳光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打她了，以前，她不听我的指示我常常不讲理地打她，乖顺的她挨揍后总能服从。但这次却是例外，小妹毅然投向打工大军。贫穷，使我们这些山里娃山里妹的奋斗梦想化成虚幻。而后，看着那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儿女不愿上学，我不是惋惜，而是有点莫名的痛恨。

　　白驹过隙间，昔日的山里娃全都为人父为人母了，我们的儿女全都上学了。早已缷下重担的父亲常常打电话咨询孙辈的上学情况，听到学费数字时，总会呢喃一句：咋这么贵?

　　樟树坝·老屋

　　近几日晚上，我总在梦中被妻推醒，她说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伤心事要哭?

　　原来，我一合上眼，总是梦见樟树坝，梦见了樟树坝边的老土砖屋：那是我母亲的生身之地，是我外公外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，更是舅父71年生命寄托之所。如今，人去屋空，物是人非，往事历历，我怎不感到怆然?在梦中，我见到多是舅父盖棺前的样子：因胃出血去世的他安详地躺在棺里，嘴唇边、鼻孔边还有一点未擦去的黑色血迹......外婆的话语总在我耳边响起：你舅是个好人，我走后你们要好好看待他，他没有儿女，他死后你帮他打幡子好吗?

　　樟树坝并非一个大水利工程，但却承担着下游三五十亩水田的灌溉任务。每逢双抢季节，总有几十位村民在此守水，晚上更是热闹异常，村民们在此摇扇纳凉、谈古论今，舅父总搬出长条椿凳给大家坐，并乐呵呵地倾听且陪坐到深夜，没上过一天学的他从不看书看报看电视，却在此学到了一些浅陋的历史知识和一些新闻时事。

　　舅父为人善良、奉亲至孝、却命运凄苦。他生于1938年秋天，出生不久就被父母也就是我的大外公和大外婆抱着躲避日本瘟疫。更惨的是，在他满周岁后不久，他的母亲就去世了。据说在躲避日本鬼子骚扰的恐慌中，晚上她在家后石阶上洗澡时又被山上的老虎所惊吓，不久就撒手人鬟了。为谋生计，他的父兄撇下他外出逃难了。从此，他就被他的三叔(我的外公)收养，成为外公的养儿。在舅父16岁那年，大舅来信了，他在黔阳地区谋到了一份较好的工作，希望他能去团聚并在那儿工作扎根。在外公的“威逼”与“押送”下，他见到了失散了15年的哥哥。但外公回来不久，他也偷偷地逃回来了。外公骂他没出息也不回嘴。后来，村邻探得真相后嘘唏不矣：叔婶抚养他成人不易，他要留在身边报答他们。叔婶只有三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我要为他撑起这个家。舅父独身，但并不是没结过婚。据说年轻气盛时他常和舅妈拌嘴，怪她不孝顺父母。后在外婆主张下，他们离婚了，从此舅父光棍一生。村邻们都怪我外婆多事，外婆也后悔余生，可舅父嘴里没出现过半句怨言。只在2000年冬天外婆去世时，他凄然长叹：婶啊，你死后有我打幡子有我来埋葬你，可我死后有谁来为我打幡子有谁来安葬呢?

　　外婆可能也觉得自己错得太深，可已无法挽回。94年国庆我放假回家，她拿出压箱底的一张百元大钞给我，嘱咐我：你上大学了，会有大出息的，日后要好好看待舅舅。外婆郑重地第一次求我，舅舅死后你给他打幡子好吗?按照农村习俗，亲人死后，要由孝子打幡子，舅父没儿女，他的身后事就成了外婆的心病。外婆去世前两月，我去看望了她，她无力地伸出骨瘦如柴的手拉着我：好好看待舅舅，他百年后你帮他打幡子!可遗憾的是，我两次都没正面答应外婆，我知道一点点农村习俗：我虽是舅父最亲的下一代之一，是最大的外甥，可我和他并非一个姓，他的本家可能不会同意，我的父亲也不一定会同意。2009年12月25日，舅父走了，象冬天的一株枯草，安静地走完了生命征程。当我赶到时，他的本家已安排我的一位堂舅的8岁儿子打幡子，由他充当孝子在堂前祭奠。我不敢说出外婆的遗愿，我担心说出后有人会说我是觊觎舅父的遗产。但在那天深夜，我还是忍不住对小姨和父亲单独说了，他们却并不惊讶，也许早有预料，只是都不想说出来吧。何况这事舅父的本家们已做出另外的安排。但我却无法释然，我愧对外婆遗言，愧对舅父厚爱。

　　大姨哭得最伤心，她是我二外公的女儿，象舅父一样，也在不到两岁时就丧母了，都是由我的外公外婆抚养成人。相同的童年命运，使她号啕大哭。可她哭得更多是诉说舅父劳累一生：舅父一生唯勤，少时帮助外公每年打下整窑的地爪。他家的水田旱地从未抛过荒。每次我们帮他抢收，中餐时他总还在转悠。正因为他从不按时就餐，他落下严重的胃病，再加上爱喝酒抽烟，他最终倒在了胃病上。村邻们说，他死前两天还在山上砍竹子。大姨痛哭：哥呀，你不拼命地劳作，肯定不会过早离世。隔壁年近90岁李姓阿婆也痛哭不已：十几年前她唯一的儿子患癌症去世了，儿媳改嫁了，今年18岁的孙子也外出打工了。舅父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帮她家挑好水，生起火。神智不怎么清楚的老人正在纳闷这两天怎么没来给她帮忙时，她听到了隔壁的锣鼓鞭炮声。明白后她哭得比儿子去世时更为伤心：侄儿啊，你走了我靠谁?

　　我曾在舅父家住过近一年，这可能是我们爷儿俩感情远超他和其他甥儿的主要原因吧。樟树坝边留下了我四岁时的身影，舅父的床上可能曾有我多次溺床的痕迹。当我上班赚钱时，送他一点东西或钱，他总是设法回赠于我，或在正月时发红包给我的女儿，真让我拿他没办法。2005年，我为67岁的他争取到了吃五保的资格时，他总是逢人就夸他的甥儿如何如何关心他。2007年，他大病了一场，我陪他去了几次大医院，并于年底在镇民政办为他申请了200元救助金，他就与人说：没有这个甥儿，我肯定去见马克思了。

　　舅父去世前一天晚上，我与父亲谈起了他，父亲说舅舅身体很好，先几天还到过我老家，能喝半斤多米酒，吃下两碗米饭。我顿感不妙：这不会是回光返照吧?父亲顿时愕然。但第二天下午六点，我就接到了母亲传来的噩耗：舅父于半小时前与世长辞了!

　　舅父的棺木在杂乱的鞭炮声中下到黄土地里，他就陪伴在我外婆的旁边。那儿与樟树坝边的老屋遥遥相对。可老屋从此永远地空了。小姨问我是不是也来一起给舅父七七圆(去世后第49天)祭奠时，我黯然不语，这是伤心地，我怕控制不了泪水。

　　可我无法忘怀樟树坝，忘却那两三间老土砖屋，它常出现在我梦里，外公外婆舅父的音容笑貌也总一并浮现。

　　回忆祖母

　　祖母离开我们快八年了。她去世时，我的小女儿还不到半岁。小家伙对曾祖母是没有什么印象，但我却时常梦见祖母，清晰而似又模糊。

　　祖母于民国十一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地主家庭，祖上曾有几代是清朝的大官。她的娘家大院—荫家堂，始建于清朝中期，是有名的江南民居，去年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现正在申报国保单位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祖母绝少提及她的娘家。听父母以及更老的前辈们说，祖母的母亲是来自云南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穷苦人家，她嫁给祖母的父亲，成为小妾之一，可命运之神并未关照她，只生了三个女孩的她在家中并没有多少地位。可能是家道败落，抑或只是小姨太所生的女儿不被看重，在抗日烽火连绵的岁月里，祖母坐着一顶小花轿简单地嫁到我爷爷家。但据说祖母同父异母的兄长们却全是传奇式人物，都曾是国民党军官，其中一位还是黄埔军校较早期的学员。解放前，他们都随军去了台湾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祖母有一位侄子回大陆探亲，遗憾的是他们姑侄却未曾谋面。

　　祖母识书有限，但十分达礼。以至村内的老人现在回忆起她都说是真正的大家闺秀。她的脾气温和，与大小姑子相处十分融洽。我爷爷有两姐三妹，祖母嫁过来时，还有三个小姑子还未成年，而我的曾祖父母均已过世。长嫂当母，祖母含辛茹苦地抚养小姑子直至她们全都嫁人。深厚的姑嫂感情，使她们在人生几十年比亲姐妹还亲。那时，每逢正月初一，祖母家总是门庭若市，姑奶奶们全都带着儿孙前来拜年。而我祖母与她同父共母的大姐和小妹来往却并不太多。

　　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，祖母的出身不可避免地为她带来了厄运。祖父家被划为“破产地主”，祖母被人唤作“地主婆”。要不是祖父家的几亩薄地在解放前因为生计卖掉了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了。红卫兵们几次来操家，企图翻出金银首饰之类，但都是失望而归。只是有一次趁我祖父不在家把他练武的器械抢走了，至今也不见踪影。祖母对此除了流泪，却总无只言片语。听人说那器械是同盟会贺金声的保镖刘大鹏传下来的，要是能找着，在今天可能也算得上是文物了。

　　祖母疼爱孩子，育有两女两男，遗憾的是小姑妈却在文革不久就病逝了。祖母很喜欢我们这些孙子，每逢过生日，她总要送来十来个鸡蛋和一些猪肉。我这个“长孙”，更是她的心头肉，每逢亲戚家办酒席，她总是要带上我这个小尾巴。祖母的厨艺很好，经常做一些可口的菜给我们吃。我们犯小错误了，她总是保护伞，能让我们逃过父亲的耳光。但在我四岁时的某天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父亲给了一记大耳光，嫩嫩的小脸上深深地显示五个指印。祖母搂着我，心疼了半天，还流下了眼泪。有次祖母带我去山边扯猪草，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脸上鲜血直流，吓得祖母抱起我就沿着山路直奔三里外的赤脚医生家。弱小的她真不知为何突然冒出了这么大的力气。

　　祖母很勤劳，做事也极认真。看她劳动时的样子，谁也不会把她与一个大家闺秀联想到一起。我们学插田时，总爱用她扯的秧，她的秧比别人的齐整，分起蔸来轻松得多。1989年祖父去世后，祖母还坚持一个人生活，独自劳作。有时还把她种的菜送给我家和叔叔家。

　　1998年，我大学毕业了，祖母也终于住到我们家。她看到我失业了，郁郁寡欢，说不上大道理，但总要勉励我几句。后来我到外面打工了，当父母谈及我的有关情况时，她总是乐呵呵的倾听。我每次回家买点东西给她，她总也舍不得吃用，经常拿给别人看：我孙子又买东西给我了，真孝顺!我妻给她买的用来捂脚的热水袋，她也经常拿出来向老人们炫耀：这是我孙媳妇给我买的呢!

　　遗憾的是，我结婚时，祖母却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出席我的酒宴。而我回家的次数也少得可怜。生下小女孩后，更是半年才回家一次。父母常常打电话给我说祖母想我们，更想看看她的曾孙子。2001年的冬天，我与妻带着才五个月大的小女儿回家探望。祖母此时已病入膏肓，双目无神，但看到我的小女孩时，眼睛里却放出了兴奋的光芒。这是祖母有生之年第一次看到她的曾孙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10天后，祖母与世长辞。当我看到她身边还放着那个捂脚的热水袋时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　　祖母就这样走完了她的79年人生历程。劳累、压抑而清贫。她处世低调的品性深深地影响着我们。祖母过世后，我总不愿相信她已离开我们，好几次回家，我都脱口而出：“奶奶，我回来了!”惹得母亲泪痕满面。

　　愿祖母地下安息!

　　刘庆辉，男，1974年生，中共党员，堡面前乡人。1998年毕业于湖南商学院，企业管理本科专业，获经济学学士学位。现为县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。